本地搜索
站内搜索
《营口廉政手机报》 第7期（总第683期）
来源:
发布日期:2021-02-24 10:11:01
专栏:风险提示
【警钟长鸣】
1、日前，经辽宁省委批准，辽宁省纪委监委对辽宁省政协原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白月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白月先丧失理想信念，无视党纪国法，参与并支持迷信活动，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瞒报个人有关事项，为他人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提供帮助；搞钱色交易；违规干预案件，私自留存涉密文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原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案件处理、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财物。
白月先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甚至十九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白月先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2、日前，大连市金普新区纪检监察工委、金州区纪委监委对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副院长高连民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高连民理想信念丧失，背弃初心使命，转移隐匿赃款赃物、收买办案人员，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服务对象礼品、礼金，接受服务对象宴请；跑官要官；违规收受服务对象财物，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执法活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超计划生育，违规扩建房屋；执法犯法，把手中权力当作交易的工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高连民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破坏所在地区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决定给予高连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党纪法规】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 第八章 诬告陷害行为的查处
第三十九条 采取捏造事实、伪造材料等方式反映问题，意图使他人受到不良政治影响、名誉损失或者责任追究的，属于诬告陷害。
认定诬告陷害，应当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党委或者纪检监察机关批准。
第四十条 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检举控告的分析甄别，注意发现异常检举控告行为，有重点地进行查证。属于诬告陷害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或者移交有关机关依法处理。
第四十一条 诬告陷害具有以下情形之一，应当从重处理：
（一）手段恶劣，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严重干扰换届选举或者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
（三）经调查已有明确结论，仍诬告陷害他人的；
（四）强迫、唆使他人诬告陷害的；
（五）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四十二条 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将查处的诬告陷害典型案件通报曝光。
第四十三条 纪检监察机关对通过诬告陷害获得的职务、职级、职称、学历、学位、奖励、资格等利益，应当建议有关组织、部门、单位按规定予以纠正。
第四十四条 对被诬告陷害的党员、干部以及监察对象，纪检监察机关、所在单位党组织应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谈心谈话、消除顾虑，保护干事创业积极性，推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第四十五条 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区分诬告陷害和错告。属于错告的，可以对检举控告人进行教育。
【党史百年】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日前，经辽宁省委批准，辽宁省纪委监委对辽宁省政协原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白月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白月先丧失理想信念，无视党纪国法，参与并支持迷信活动，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瞒报个人有关事项，为他人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提供帮助；搞钱色交易；违规干预案件，私自留存涉密文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原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案件处理、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财物。
白月先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甚至十九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白月先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2、日前，大连市金普新区纪检监察工委、金州区纪委监委对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副院长高连民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高连民理想信念丧失，背弃初心使命，转移隐匿赃款赃物、收买办案人员，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服务对象礼品、礼金，接受服务对象宴请；跑官要官；违规收受服务对象财物，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执法活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超计划生育，违规扩建房屋；执法犯法，把手中权力当作交易的工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高连民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破坏所在地区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决定给予高连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党纪法规】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 第八章 诬告陷害行为的查处
第三十九条 采取捏造事实、伪造材料等方式反映问题，意图使他人受到不良政治影响、名誉损失或者责任追究的，属于诬告陷害。
认定诬告陷害，应当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党委或者纪检监察机关批准。
第四十条 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检举控告的分析甄别，注意发现异常检举控告行为，有重点地进行查证。属于诬告陷害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或者移交有关机关依法处理。
第四十一条 诬告陷害具有以下情形之一，应当从重处理：
（一）手段恶劣，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严重干扰换届选举或者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
（三）经调查已有明确结论，仍诬告陷害他人的；
（四）强迫、唆使他人诬告陷害的；
（五）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四十二条 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将查处的诬告陷害典型案件通报曝光。
第四十三条 纪检监察机关对通过诬告陷害获得的职务、职级、职称、学历、学位、奖励、资格等利益，应当建议有关组织、部门、单位按规定予以纠正。
第四十四条 对被诬告陷害的党员、干部以及监察对象，纪检监察机关、所在单位党组织应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谈心谈话、消除顾虑，保护干事创业积极性，推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第四十五条 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区分诬告陷害和错告。属于错告的，可以对检举控告人进行教育。
【党史百年】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67人。以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大会。由谭延闿、徐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政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略，反而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会前，瞿秋白在1927年2月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会上他向代表们分发了该书。一些代表同意瞿秋白书中的观点，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陈独秀在会上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是，大会对这方面的讨论不够重视。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也缺乏应有的认识。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决议一方面把蒋介石的叛变看做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把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政府当作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仍抱有很大幻想，对其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但却又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使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了一纸空文。
此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并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大会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曾代理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军事、工人、农民部部长。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正式委员：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全党上下最焦虑、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决议一方面把蒋介石的叛变看做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把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政府当作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仍抱有很大幻想，对其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但却又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使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了一纸空文。
此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并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大会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曾代理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军事、工人、农民部部长。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正式委员：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全党上下最焦虑、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
【漫画说纪】 学会拒绝也是一种成长
